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汉语与各少数民族语言并存，汉语内部又分生方言，不仅方音各异，连词汇、语法也有很多差异。就交际口语而言，汉语各大方言之间的沟通度很低，以操北方方言江淮次方言的镇江人为例，若非训练有素，听广东话、福州话之类肯定不入门，就连同在一市的丹阳话(属吴方言)，听起来恐怕也跟听外语差不多。更有甚者，丹阳话内部还有许多“流派”，人称“四门八话”，据说民间还有“苏秦通六国，气死在丹阳”的说法，足见方音土调对人际交往影响的严重程度。　　多少年来，我们的先人一直在探索建立并推广一种能够跨方言乃至跨民族的通用语，以方便人际交流。

　　据《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当他诵读《诗经》、《书经》和司掌礼仪时，都使用“雅言”——当时中国通行的共同语，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普通话。由此可知，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当时的普通话;操山东方言的孔老夫子，在教学和“公务活动”中能够自觉使用当时的普通话。从周秦以降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关于正字正音、推广通用语的例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雍正年间颁布诏令推广“官话”;“五四”运动前后广泛推行“国语”，倡导用“国语”来写文章，用“国语音”来念汉字、播新闻、演电影等，对汉语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